终南山下，是儒释道三教的汇聚地，是古代中国统治思想和伦理道德的奠基地。
1、周之礼法与儒道互补
周王朝建立后，“其命维新”。周公旦为将上层建筑诸领域制度化而确立宗法制，包括嫡长子继承制、封邦建国制和宗庙祭祀制；又制礼作乐，确立了将上下尊卑等级关系固定下来的礼制，和与之相配合的情感艺术系统的乐制。
周人之礼的内容，一是“亲亲”，贯彻血缘宗族原则；二是“尊尊”，执行政治关系的等级原则。其形式则为“仪”，即祭祀、用兵、朝聘、婚丧等各种礼节和仪式。其主旨则是“别贵贱，序尊卑”，以保证“天无二日，士无二主，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也”（《礼记·丧服四制》）。
周礼乃“文武周公之所以治天下之精义大法”（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为孔子和孟子所继承和发展，孕育出儒家思想。可以说，儒家思想的根在终南山下。
从周礼所派生出来的儒家思想，汉代之后成为古代统治思想的核心，严格地规范着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观念。
春秋之时，老子在终南山下楼观台观察、体悟、总结天地自然、人类社会之道，写出五千言《道德经》，为庄子所继承发展，确立了道家学派。
儒道互补，相反相成，在思想上以其精神气质、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规范着古代文人的精神生活、人格塑造和思想行为模式。其艺术精神和美学理想，则成为中国艺术精神的最高体现，始终是主导中国艺术主流的内在灵魂。
2、秦之法治与兴亡
秦人本来就是游牧部族，早期曾为周王朝养马。进入关中之后，
不仅依然保持着马上民族的进取之气，也保留着原始的野蛮遗习。当活殉已经废止，孔子甚至对“始作俑”深致不满时，秦穆公死于凤翔，还用活人殉葬，引得秦人在《诗经·秦风·黄鸟》中愤怒控诉。此后，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秦坑杀几十万降卒的惨剧不断发生，被称作“暴秦”、“虎狼之秦”。统一之后，还实施坑儒之举。这就使得秦人对立竿见影的法家思想情有独钟。春秋战国时期，变法在其他国家招致失败时，秦孝公重用商鞅，在秦国实施变法：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者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史记·商君列传》）
新法推行十年，使得秦人“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商鞅尽管遭到车裂，其法却使秦富国强兵。其后，秦国招来了法家实践家李斯、法家理论家韩非，认真践行法家法制、术制、势制三大主张，贯彻重农、重战、重赏、重罚四大政策。
秦的法制，使“其兴也勃焉”，迅速统一六国；也使“其亡也忽焉”，顷刻土崩瓦解。自汉代以后，即通过“引礼入法”来矫正法家思想的局限性。从两汉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基本上实现了礼与法的结合。
3、汉之黄老之学与经学
汉初，奉行黄老之学，推行黄老之治，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使
得“都鄙廪庾皆满”，“京师之钱累巨万”（《史记·平准书》），开启文景之治。武帝时礼法兼用，事功盛极而衰。之后又恢复黄老之治，遂使昭宣中兴。
武帝时，随着统一帝国进入极盛期，董仲舒针对“今师异道，人
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明，是以上亡以持一统”，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武帝采纳其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尊《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复立“五经博士”，传授传经之学和注经之学，即官方哲学经学；并“以经取士”，天下学士靡然风从，遂使政治、思想、文化领域成为儒家经典的一统天下。
武帝外施仁义而内多欲，后期甚至重用酷吏，不仅表儒里法，还到翠华山下太乙宫祭祀太乙神。所以汉宣帝总结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
汉代儒、道与法兼容，为中国封建社会寻找到与地主制经济、宗法专制君主政体相吻合的文化形态，自汉至清的两千年间行之久远。
4、唐之义疏、译经之学与隐逸之道
“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这是英国学者威尔斯在《世界简史》中对欧洲中世纪与中国盛唐文化心态的比较。
唐代文化在开放、探求中的兼收并蓄，表现在以“有容乃大”的文化气派，在意识形态领域奉行儒、释、道三教并行政策，随之产生义疏、译经之学，社会盛行隐逸之道。
唐初，即将曾在终南楼观台上说经的老聃李耳奉为先祖，封为太上玄元皇帝；又命国子祭酒孔颖达等以“注不破疏，疏不破注”的原则，撰定《五经正义》阐发儒家学说，兼收佛道二家之说，使天下传习。中唐时期，柳宗元提出“天人不相预”，韩愈提出“道统”说；晚唐时期，李翱提出“复性”说，使儒学重振。
译经之学产生于东晋时期。后秦弘始三年（401），鸠摩罗什在终南圭峰山下创立草堂寺，聚集“三千弟子共翻经”，译出《大品般若经》《妙法莲华经》《金刚经》《维摩经》等35部294卷，十二年后圆寂于草堂寺。唐初，玄奘在长安城南翻译出从中印度的摩揭陀国带回的75部1335卷佛教经典，译著有《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建立起中国的唯识宗；同时，还将《老子》、《大乘起信论》等译成梵文，传入印度。玄奘圆寂后埋骨于终南大兴教寺。
唐代流行隐逸之道。大批士人在终南山中或隐以待时，走终南捷径；或边仕边隐，兼济而又独善；或仕而后隐，啸傲风月。诗佛王维在蓝田辋川别墅“以禅诵为事”，建构起以本空为世界观、以自然适意为人生哲学、以清静解脱为生活情趣的精神系统。
5、宋以后之关学
宋代以后，终南山下关学异军突起。
宋时，张载在眉县设立横渠书院，继承儒家修齐治平的思想传统，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以“穷神知礼”、“穷理尽性”为认识论和修养论，形成了以《易》为宗、以《中庸》为的、以《礼》为体、以孔孟为法的学术体系，并构建了以“由太虚有天之名，有气化有道之名，和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为总纲的思想体系，开创了关学流派。
清初，周至学者李颙（二曲）将关学与心学、理学有机结合，注重“明体”，强调“适用”，主张“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从而“上接关学六百年道统”，于“寒饿清苦之中，守道愈严而耿光四出”，与富平李因笃、眉县李柏并称为“关中三李”。此后关中的学术即沿着李颙开创的实学与理学相结合的道路发展。
鸦片战争之后，以咸阳人刘古愚为代表的关中学人，在关学经世致用精神的指引下，由对西方科技的研究转向对政治制度、教育体系的探讨，由对制度的批判深化到对文化的反思，将西方自然科技社会学说引入关中，使传统的关学融入近代学术海洋之中。其弟子和再传弟子蒲城李仪祉、泾阳吴宓秉承师门遗训，积极研究新的学术内容和方法，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做出突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