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进一步弘扬和践行教育家精神，深入探讨民办高校高质量发展的方法与路径，不断强化高等教育龙头作用，推动实施高等教育促改革、强动力、增活力行动，陕西省民办教育协会于0224年5月9日下午主办“弘扬教育家精神 助推民办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学术报告会，西安翻译学院、苏州大学民办教育研究中心承办。此次报告会邀请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阎凤桥、陕西省教育厅原副巡视员李维民、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别敦荣、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王烽、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王建华、苏州大学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一涛等6名专家作报告。以下为阎凤桥教授发言内容整理，以飨读者。
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
主讲嘉宾：阎凤桥
我发言的内容是北京大学的前校长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报告一下我对这位伟大教育家的办学思想的个人理解和认识。
一、引言
有句话说得好：“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北大人心中的蔡元培也是不尽相同的，大家都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这位老教育家、老校长的办学思想、对北大发展的贡献和对后人的指导。我心中的蔡元培先生，虽然也是我从别人那里学到的，但每一次学习都有新的收获，可谓是常读常新。
我在北大学习和工作三十年，有一个不变的蔡先生的形象，那就是未名湖边树立的他的雕像。但凡是到过北大的人，大多都要去雕像前瞻仰一下蔡元培校长的仪容，还有不少人为这位校长献花。印象里我每次经过的时候，都能看到雕像前放着鲜花，并没有人组织，都是师生自发的行为，可以说蔡元培先生是师生心目中“永远的校长”。
蔡元培先生的思想博大精深，归纳起来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学术自由，兼容并包。”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却很难。它已经变成了北大无法超越的一种境界，因为北大至今仍没有一种思想比它更能得到大家的认同。也正因如此，北大没有校训，我们常说北大注重“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但这并不是北大的校训。
二、蔡元培先生生平
接下来简单介绍一下蔡元培的生平。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1868年1月11日生于浙江绍兴，1940年逝世于香港，享年72岁。在科举体制下，他17岁就中了秀才，23岁考上举人，24岁成为进士，26岁成为翰林院庶吉士，28岁选为编修。在科举体制下，他仍然能有这样的成就，证明他在传统的国学、儒学方面的造诣也非常深厚。后来他留学德国、法国等，学习西方的哲学、伦理学、美学、人类学等内容，知识广博。
从任职来看，蔡元培先生是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后来担任北京大学的校长长达10年之久（1917-1927），在南京政府期间，他在中研院担任院长，直至他逝世。纵观蔡元培先生的一生，他对中国的教育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三、蔡元培先生的办学思想与实践
蔡元培先生的办学思想和实践，我们来简单地回顾一下。
1917年，蔡先生任北大校长。当时的北大可以说是一个办学状况极为糟糕的状态，是汇集着官僚和纨绔子弟的腐败学堂。有所谓“两院一堂”“八大胡同”“结十兄弟”等恶名。也就是说当时北京有八个胡同里头很多妓院，来逛妓院的人中除了有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议员之外，另一个来源就是京师大学堂，也就是北大的前身。那个时候的学生来读书都是为了追求做官，所以十个人有这样的想法和做法，他们就聚集到一起，一旦有一个人做官，对其他人都要提携，所以大家一起为做官来奋斗，形成了一种生态。同时，学生对专职教师非常不欢迎，反而特别喜欢行政司法界的官吏来兼任老师，因为他们很可能对学生毕业之后走向仕途提供一些帮助。“学生对于专任教员，不甚欢迎，较为认真的，且被反对；对于行政司法界官吏兼任的，特别欢迎。”因此，当时的学校根本不能称之为学校，更像是一个官僚的衙门。对此，蔡元培指出：“大学也者，研究学问之机关。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这一看似朴素的说法，在当时有很强的针对性。
在挑选教员的过程中，蔡元培坚持：“对于教员，应以学诣为主，无论何种学派，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达淘汰之地步，仍其自由发展。”因此，在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之后，他延揽了一批具有创新思想的学者，比如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鲁迅等人。同时，他也并没有忘记“旧学”。对于“旧学”之大儒，他们确实有学术造诣，虽然持有的观点保守，但仍可留在北京大学从事教学工作，比如梳着大辫子的辜鸿铭、刘师培，甚至是赞同袁世凯复辟的极端保守主义者黄凯。马寅初在回顾蔡先生治校时曾说：“故各派对于学术，均能自由研究。而鲜摩擦，学风丕变，蔚成巨观。”（马寅初，《蔡元培先生纪念文集》）所以蔡先生延揽学者来学校任教的核心目标就是为了学术，在学术面前，各学者之间没有形成很大的分歧，学风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大学从此走上了一条真正的办学道路。
蔡先生本人的学识更是渊博，贯通古今中西，办学思想博大精深。周作人在蔡先生去世之后写的回忆中说：“蔡先生主张思想自由，不可定于一尊，故在民元废止祭孔，其实他自己非是反对孔子者，若论其思想，倒是真正儒家也。”（周作人，《古今》月刊，1942年第6期）蔡先生并不是反对孔子的人，他自己是一位真正的儒学学者，就像我前文所说，他是科举制下的成功者。蔡先生以中国古典词语，阐释来自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新理念。“自由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盖谓之义；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古者盖谓之恕；友爱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古者盖谓之仁。”他用中国传统的仁义解释自由、平等、博爱，也就是在他眼中，中西思想是有共通的地方。
正因如此，蔡先生的办学理念“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也有其西学的来源和中学的根基。从西学来说，因为蔡元培先生常年留学德法两国，所以他深度了解了西方国家大学的做法“政教分离”，学术可以是“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形态。同时他引用了《中庸》中的一句话作为自己的办学佐证，这种“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在我们的传统思想中也是能够被接纳的，正所谓：“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无相害。”蒋梦麟对此评论蔡元培：“在中国过渡时代，以一身而兼东西两文化之长。”（蒋梦麟，重庆《中央日报》1940年3月24日）
蔡元培先生的办学理念和思想深深地渗透进了他在北大当校长的这十年过程中。比如五四运动后，学生为了救国放下了书本，他们忙着去搞运动，不再专心校内学习，而蔡元培先生对此仍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态度，告诫学生：“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提醒大家两者不可偏废。关于他的大学理想，他在1922年去伯克利访问时提到：“中国传统的孔墨精神、英之人格教育、德法之专深研究、美之服务社会。”（1922年访问伯克利时）在我们今天看来，这种思想仍有其适用性，我们强调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想的交融。蔡先生看到了不同国家的的专长，并将其融入进自己的大学理想之中。
四、蔡元培先生的人格魅力
蔡元培先生不仅是一个教育家，他还有高尚的人格，我就选用三个人的话来评价蔡先生的人格魅力。
冯友兰先生评价：“他（蔡元培）所以得到学生们的爱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道学家讲究‘气象’，譬如说周敦颐的气息如‘光风霁雨’。又如程颐为程颢写的《行状》，说程颢‘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这几句话对于蔡元培完全适用。这绝不是夸张。我在第一次进到北大校长室的时候，觉得满屋子都是这种气象。”（《三松堂自序》，三联，1984:320-321）
梁漱溟先生和蔡元培先生有共事的关系：“关于蔡元培兼容并包之量，时下论者多能言之，但我愿指出说明的：蔡先生除了他意识到办大学需要如此之外，更紧要的乃在他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意识到此一需要，而后兼容并包，不免是人为的（伪的）；天性上喜欢如此，方是自然的（真的）。有意的兼容并包是可学的，出于性情之自然是不可学的。有意兼容并包，不一定兼容并包的了；唯出于真爱好，而后人家乃乐于为他所包容，而后尽管复杂却维系的住。——这方是真器局、真度量。”（《忆往谈旧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最后是黄炎培先生：“吾师生平风度休休焉，其言恳恳款款焉，独于其所不好者，绝不假词色。其行至方，语至耿直，从不阿合于人。胡先生元侯尝以八字状吾师曰：有所不为，无所不容。盖有所不为者，吾师之律己也；无所不容者，吾师之教人也。有所不为，其正也；无所不容，其大也。”（重庆《中央日报》，1940年3月24日）
正因蔡先生有这样高尚的人品，别人才能够愿意跟他进行创造性办学。
五、结束语
最后，我想对刚刚十几分钟的报告内容做一个小结。
我们常说，时势造英雄。“先生生于中国有史来世变最亟之时代，其所接触之人物，所闻见之事故，所观摩之学术流派类别繁复，因之其思想最少受时地之限，而能融会贯通。”（顾孟馀，重庆《中央日报》1940年3月24日）可以说时代造就了蔡先生“兼容并包”的胸怀和姿态，并将其应用到了办学之中。
同时，英雄亦造时势。经蔡先生改造后的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他自己倡导了停祭孔、废经科、以美育代宗教、男女同校等措施。梁漱溟先生曾说：“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梁漱溟，“纪念蔡元培先生一为蔡先生逝世二周年作”，《忆往谈旧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虽然蔡元培先生是北大的校长，是国立综合大学的校长，但对于所有致力于追求真理、追求学问、追求服务社会的大学来说，都是有借鉴之处的。我的汇报发言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转自苏州大学民办教育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
